六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,就像一条长河,时而激越,时而平静;时而百折千转;时而一马平川。作为一名伴随共和国成长的普通女性,在记忆中,每每让我心潮澎湃的是,在改革开放这段平实而精彩的岁月中,我有幸与《贵州省人民政府公报》以下简称《公报》同行……
　　翻开历史的卷页,回溯那曾经的往事:1949年12月26日,贵州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,解放之初为抚平战争创伤,迅速恢复经济,促进社会发展,急需使省政府政策政令保持畅通。1956年,《贵州省人民政府公报》(当时称《贵州省人民委员会文件汇集》又曾名《贵州政报》)应运而生。随后的文革期间,《公报》经历了曲折的历程,曾一度停印,经风雨,遭挫折。
　　上世纪90年代初,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政策法规了解的需求,仅印几百份供内部参考的《公报》拟转型为面向社会公开发行的政府出版物。逢此重要转折关头,我于1993年从省委宣传部调至《公报》社任副总编、主持全面工作。接此通知,我内心十分忐忑,既想干一番事业,但更多的是怕自己胜任不了这份新工作,以致辜负组织厚望。在矛盾中,一次偶发的事促成了我投身《公报》的决心,当时,省委宣传部每月都能收到《公报》一些同志为了写材料方便,常自己收存《公报》。一天,有几位基层的同志急匆匆来查文件,可怎么也找不到那期《公报》他们那失落的眼神深深地触动了我,联想到平时基层同志查阅资料的困难,我暗下决心要以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种状况,不管结果如何都认了。
　　我到《公报》社时,刊物刚起步,困难重重,政府要求严,群众期望高,在此关头,何去何从,如何顺应时代需求把《公报》办好,让政策法令走进千家万户,说不容易,办时更难。时值我国经济社会体制转轨时期,工作理想与客观条件存在较大差距,既需要较强的使命感,又需要较高的工作智慧,如果不解放思想,增强责任心,要把《公报》工作提升到新台阶是不可能的。政策文件能否有效覆盖全省各级政府及群众,关系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影响着政令的畅通。鉴于当时贵州的财政状况,不可能拨付《公报》印刷及发行款项,一分一厘均需自筹。为解决这一燃眉之急,我和我的同志们只有像武训办学一样四处化缘,宣传、普及《公报》的重要性,通过我们的工作智慧和脚踏实地的工作态度让大家自愿订阅,化被动为主动。那些日子,无论大风大雪,还是烈日当头,我和我的同志们坐着班车,几乎跑遍了全省所有的地州市县,最辛苦的是要到一些不通车辆的乡镇普及《公报》我们背着沉甸甸的《公报》走村串寨,向老百姓宣传。其间饱含着我们青春的激情,满载着劳动的汗水,更承载着对工作开创性的艰辛体验。就这样,一家家一户户,一步一个脚印,我们困难而坚实地前进着。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1997年,通过我们的努力,《公报》工作得到了省领导的高度重视,明确省人民政府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普发性文件由《公报》全文刊登,《公报》刊登的文件与正式文件具同等效力。为提高《公报》传达政令的时效性和广泛性,同年,省政府办公厅又发出黔府办发也1997页75号文件,决定从1998年1月起,《公报》由月刊改为半月刊,省政府及省政府办公厅所有普发性文件,除发少量文本供存档外,统一由《公报》全文刊登,不另行文。这一年,《公报》的月发行量达到创纪录的3.5万份,名列全省刊物前茅,覆盖面扩大了,有效地提高了政策政令的普及率。
　　在办好《公报》的同时,我们还创办了《省府内参》为领导决策作参考,得到了省领导的重视,每期《省府内参》上都有省领导的签批及基层的落实情况,做到了件件有回音,事事有反馈。
　　伴随着《公报》前行的脚步,我们跨入了新世纪,在新的历史时期,如何带领队伍把《公报》工作做得更好,成为我面临的一大挑战。
　　当时《公报》已基本普及到县、乡(镇),如何再把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普及到村(居)是我们工作的难关。这一关的确很难,甚至有些人认为:“农民哪有兴趣看《公报》你发下去,他也是拿来糊墙壁、包豆豉颗,不要自作多情了。”怎么说服他们呢?是我错了,还是他们不对呢?在矛盾和困难中,我也有懈怠的时候,可良知又常提醒我,“一息尚存,此志不容稍懈,可谓远矣。”
　　2001至2002年,我到了全省许多村(居)调研,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眼光观察事物,琢磨《公报》下一步的路如何走,应怎样才能更贴近时代,更贴近老百姓。夙夜静思,白天看到的一场一景,清晰地浮现在眼前,村民们渴望了解政策,他们常向我打听政府发了哪些惠民政策。很多农民说,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省政府的文件,更不知道文件是啥样,只有上头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如何满足村民们的知情权、参与权是我们要实实在在做好的事,让阳光政府、透明政策步入千家万户,是我们《公报》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。我深感基层老百姓对政策这一精神食粮的渴求,而《公报》正是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。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,在赫章县边远高山上的一类贫困村 —多魁村村委会,我唯一能看到的读物只有《公报》放在小木桌上的“组织生活记录本冶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学习《公报》的过程,也记录着《公报》给村民带来的福音。在黔西南册亨县的一个偏僻山村,我看到一个村民老汉,在村委会俯身认真地查阅着半年前的一份已经被看得很旧的《公报》并不时记录上面刊载的内容。我心怀敬意地看着这位老人,更感觉身上担子的沉重,心中冲涌着一股要为他们办实事的使命感。回来后,我写出调研报告,根据基层的状况提出可否免费发送《公报》到乡镇及街道办事处的建议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在2002年3月召开的第146次贵州省人民政府省长办公会上,省政府决定从2002年起由省财政划拨专项经费,免费发送《公报》到全省1540个乡镇及街道办事处,给百姓免费送去政策食粮。
　　临睡前,我常会寻思一下当天的工作,也许有人说女领导婆婆妈妈,但我认为这种“婆妈”正是女性领导优势所在。在仔细琢磨中,我感到,群众需要的政策普及力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,我们在政府工作,看文件只是举手之劳,但对基层百姓而言,要查阅一份文件谈何容易。怎样才能使工作更上层楼,我和《公报》的同仁们寻思许久,设计了很多方案,也开了一系列座谈会,目的就在于如何使基层群众能便捷地了解政策法规。终于,网络的普及开拓了我们的视野,使我们的目标得以实现。2004年5月,经过我们的努力,《公报》网络版正式开通,《公报》实现了全文上网。作为新形势下政府公报工作的一种创新,《公报》运用网络这个无限空间,实现了另一种形式的“免费赠阅冶大大方便了群众对政策文件的学习了解。目前,省政府公报网络版每日已具有较大的访问量,在百度搜索引擎中搜索关键字“政府公报冶在全国众多《政府公报》中,《贵州省人民政府公报》的主页名列第一,用国务院办公厅领导的话来说:“在全国公报领域,贵州政府公报是排头军冶。同样是在2004年,我们自加压力,创新赠阅形式,在省邮政局的配合下,在全省各县范围内开设了公众挂牌赠阅点150个,方便群众直接取阅《公报》这一做法深受群众欢迎,并得到各级领导和全国公报同仁的一致好评。
 　　秋瑾在《满江红》里说过:“身不得,男儿列;心却比,男儿烈。算平生肝胆,因人常热。”我们虽身为女性,却力争在工作中做到巾帼不让须眉。经过我们这些年的持续努力,2004年2月第37次省长办公会议明确了《公报》由省政府办公厅主管主办改由省人民政府主管主办,实行全面免费赠阅到全省各地、州、市、县、乡镇及村(居)委会,每月免费发送四万余册,这是全国唯一的由公共财政全额支付的公开出版物。《公报》一步步前行,凝聚着公报人的几多心血,记录下了我们辛勤劳动的足迹。《公报》的政务性在我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,现全省不仅州市都办起了《公报》一些县也创办了《公报》其余各县正在积极筹办中。办好《公报》已成为政府的重要工作,《公报》以其特有的权威性、法规性,进一步强化着政府的公信力,促进政府信息公开不缺位。
　　祖国母亲日益强大,《公报》也在茁壮成长,与《公报》同行的我也得到了一些提高。1998年,组织任命我为《公报》社副社长、总编辑(社长为时任省政府副秘书长、办公厅主任)。2000年,我被评为贵州省第三届优秀新闻工作者(全省仅评出9名)。2000年,我被评聘为编审(正高职称),2004年,组织正式任命我为《公报》社社长、总编辑,全面独立负责《公报》工作。面对组织的信任,我感到担子很沉,时常会感到疲惫,有时会累得两眼发红,双脚发飘,但此时我的心底总会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:“任重道远,你不可懈怠。”在组织和同志们的支持下,我一次次渡过难关,从1996年到2005年,我连续十年被省政府办公厅年度考核评为优秀,而公报社也多次在年度考核时,被省政府办公厅评为为数不多的优秀单位。2009年在省政府办公厅对2008年度目标考核中,我又再次被评为优秀,公报社也被评为优秀单位。
　　时光推移,岁月流逝。《公报》的成长历程凝聚着我和《公报》同仁们的几多心血,几多委屈,几多自豪,《公报》事业已逐渐浸入了我的骨髓。我发自内心热爱这份事业,因为它用文字记载下了共和国成长的历程,记录下了贵州大地改革开放的进程,这一切,都与我们的辛勤劳作连在一起。我感到这是一份平实却又意义重大的工作,文字留下的足迹是永恒的,我为自己能有幸成为《公报》人而深感自豪和欣慰。
　　俗话说,工作与生活是人生天平的两端,在搞好工作的同时,我和千千万万女性一样承担着家庭的担子。在公报出差、加班是常事,这使得我无法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儿子,因为工作比儿子更需要我。很多次,当我回到家时已值深夜,儿子已熟睡,我只能坐在他的床边抚摸他的睡脸,为他盖上踢开的被子。好几次,儿子生病发高烧,睡梦中呼唤的都是“妈妈”而我又在基层出差,工作未完成不能往回赶,不能照顾好儿子,以至于儿子落下了慢性支气管炎的后遗症,天阴雨湿常会发作。每每想到这些,我都对儿子怀有深深的歉意。那些岁月,为弥补对儿子的亏欠,只要我在家,都会晚睡早起,清晨六点便起床为他做早餐,从小学、初中到高中基本如此,然后,在儿子上学后,我会立即来到办公室,开始一天的工作。虽然我没有时间为儿子做许多,但或许他在精神层面受到我的影响,在对待学习、生活上乐观进取,并取得了一定成绩。儿子在贵阳一中上高三时,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并顺利考入了清华大学。
　　沐浴着共和国的阳光雨露,作为女性,在成长的进程中,我也有过不被人理解的委屈,但一路走来,我深深地体会到闯过一道难关就是开启一道成功之门;经历过风雨和挫折,更懂得珍惜灿烂的阳光。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,我真诚而充满激情地生活着,竭尽全力地劳动着,并不计代价地将自己的心血献给了《公报》事业。契诃夫有一句名言,工作着,是美好的。看似寻常却神圣,成如容易道艰辛。在人生最精彩的岁月,我感恩能与《公报》同行,《公报》镌刻下了我和同志们的足迹,寄托了我们浓厚的情感。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,是这个时代赋予了女性特殊的使命、坚强的意志,让女性的精神生命得到了延展和升华……